2006年10月18日，《紐約時報》以顯著篇幅報道了美國國務院為了取悅博物館館長、藝術品交易商以及不開心的考古學家等不同利益群體，同意推遲對中國所提出美限制中國藝術品以及文物進口的要求作出的決定，并表示至少將拖至明年初。該報道再度引發了國際古董界、收藏圈對中國流失文物及文物回流的關注。針對海外文物回流這一近年來持續熱度的話題，本刊專訪了負責承辦國家重點文物征集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文物鑒定研究室主任張習武，并獨家刊發部分珍貴文物回流的細節內幕。采訪中，張習武再三對記者表示，感謝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及中央財政這幾年的支持，才能令這項偉大而艱巨的工程順利地進行下去。
《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2002年，文物回流從無序走向計劃中國是世界上流失文物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目前在47個國家的200多家博物館中，有中國文物167萬件。而散落于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更是數倍甚至十數倍于此，它們大多是在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通過盜墓走私出境的文物，至少有數百萬件文物流落異域。
文物回流在中國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解放初期，在中央政府及周恩來總理的重視下，國家從境外購回過《伯遠帖》 《中秋帖》及《五牛圖》等珍貴文物。然而，基于國力及外交等諸多薄弱因素的限制，當時并未能形成一套有序機制，文物回流也一度擱淺，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40多年，盡管中間也曾有過博物館斷斷續續征集的行為。20世紀90年代，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強盛，人民生活指標的進一步提高，藝術品拍賣這一新生事物在中國逐漸扎根，隨之也帶回一批流失境外的珍貴文物。2002年，新一屆政府對文物回流更為重視，決定增加投入，設立專項基金，促成海外珍貴文物的系統回流工程：自2002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劃撥5000萬元，用于征集購買海外重點珍貴文物，財政部為此專門印發了《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使用管理辦法》（財教[2002]34號）。而負責運作這筆經費的，正是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
據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文物鑒定研究室主任張習武介紹，繼2002年5月征集北宋米芾的《研山銘》之后，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還陸續于2002年12月征集了宋代青白釉花口鳳首壺等瓷器，2003年征集了戰國虎形佩，2004年征集了著名藏書家陳清華之子陳國瑯藏宋元明清善本典籍，2005年征集了龍門石窟及北宋木雕觀音、珍貴明清家具、皮影文物和西周青銅器，2006年征集了商代子龍鼎，等等。在專項經費的支持下，國家重點文物征集工作也得以有條不紊地開展，并在社會上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國家征集與博物館征集的區別近幾年，在地方財政的支持下，國內很多文博機構都加大了文物征集的力度：北京市文物局從2001年起已經建立起文物征集專項經費制度，每年撥出?？?500萬元，專項用于文物征集，并重點支持新首都博物館的文物征集計劃；2003年，上海博物館斥資450萬美元買下《淳化閣帖》；恭王府每年自籌資金600萬元，面向全球征集文物，2007年更將設立億元以上專項經費用來征集文物……這些地方博物館的征集行為與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相比較，二者有哪些區別？
對此，張習武認為最大的不同在于，地方文博機構的征集往往只針對自身館藏陳列缺項，而國家專項資金面向的是全國各大博物館，征集后再根據實際情況劃撥至各單位。5000萬元的投入，不僅可以及時搶救和保護一批珍貴文物，還可以帶動更多的社會資金和地方資金投入文物征集和文物保護，對整個文物市場起一個良好的導向作用。比如2005年，成都在國家投入800多萬元征集到６萬件皮影藝術品后，即擬定投入３個億建立中國規模最大的皮影博物館。具體到導向作用，張習武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征集那些真正能夠代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力圖保護文物整體性。征集對象一定要涵蓋歷史、文化、藝術、科學四個方面的內容。”對于目前市場上價位偏高的熱門文物，出于投資健康，國家專項資金并不鼓勵征集，并希望各地文博機構能重視館藏文物的門類與系統，按需征集。同樣，他們也希望這樣的做法可以引導文物市場中的個人擺脫急功近利的想法，從而真正致力于收藏。
國家專項資金征集到文物后，將依據什么標準分配、劃撥到各文博機構代藏？張習武表示，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只是執行機構，決策權在于國家文物局。他們首先會根據各地博物館的硬件、軟件設備，觀察其是否具備展覽條件與研究能力，該文物對其館藏體系的完整性是否屬于急需或必須，有時也會考慮政治的因素。比如商代的子龍鼎，據說出土于河南，所以河南的博物館希望收藏，其他博物館也有提出要求的，但考慮到子龍鼎與司母戊鼎為“一方一圓”國之重器，政治意義重大，國家文物局最終決定將其調撥給位于首都天安門的國家博物館代藏。
征集過程中應規避的風險2002年，《研山銘》被2999萬元天價收購之后，社會上曾出現了不少爭議的聲音，有人認為花錢太多了，有人說拍賣公司賺了錢，也有人對真偽提出質疑。2002年至今，5年時間，2.5億元的專項經費，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在征集文物的過程中，有過哪些成功的與失敗的經驗教訓？
“如果以是否買了不該買的東西、東西是否買貴了等這些條件來衡量，整體來說，目前為止我們沒有失誤。”對于這一尖銳的問題，張習武回答頗為謹慎。“對于有些價格方面的社會輿論，我們堅持認為，一切需待歷史檢驗，而不是單純地以目前的市場價位來判斷。如果問2999萬元買一件珍貴的宋代文物是否值得，那去年元青花鬼谷下山罐拍出的2個多億貴還是不貴？更何況，《研山銘》當時經過了啟功、傅熹年等最知名書畫鑒定專家的鑒定，應該是可以經受歷史考驗的。”
真偽問題是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在征集過程中最為關心的一環。在決定征集一件文物之前，中心都會邀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相關專家“會審”，實行“一票否決制”，并根據專家給出的限價去協商。在中國文物目前仍主要依靠眼學來獲得鑒定結果的現實狀況下，“如果說這些全國最頂尖的文博系統的專家看錯了，那么誰看才是對的？”張習武無奈地表示。為做到有據可查，避免鬧出歷史笑話，每經手一件回流文物，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都會小心翼翼地將征集過程整理成文，《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資料匯編》，作為內部參考資料，可隨時備查備考。
根據記者對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這幾年征集到的文物的觀察，其中一級文物市場的運作占據主要比例，他們利用國內文物專家長期工作中積累的藏家資源，并從中國香港延伸至海外；同時也運用媒體與網絡資源獲取征集線索，與賣方直接溝通。相比之下，二級拍賣市場的風險更大，除了需要交納或明或暗的高額傭金，拍賣場上如果代表國家公開舉牌也不利于壓價，加上征集程序與拍賣程序的沖突，征集方不可能與委托人直接獲得交流——這些或許都是國家專項征集資金很少介入拍賣市場的原因。
回流，先堵住流失之源頭每年5000萬元，對于數量龐大且價格高昂的海外流失文物而言，可謂杯水車薪。這也給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帶來一個難題：如何使用手中有限的資金，不讓珍貴文物從眼皮下流失？目前，國內仍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去整合所有的征集資金，國際文物市場上甚至會出現自家人爭搶的情況。面對買不完的流失文物，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又能否站在統籌的角度提供信息，建議地方文博機構出資購買一些珍貴文物？對此，張習武表示，他們會試著傳遞一些有價值的信息給地方博物館，介紹藏家與其直接聯系，這樣也可以使博物館在談判中掌握主動權，從而合理地限制價位。
文物征集前的調查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哪些需要買？哪些可以買？哪些可以保留追訴權？只有摸清底細，征集時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比如圓明園流失文物的調查工作，應先確定它們具體分布在海外哪些博物館與私人藏家手中，再根據這些文物的珍貴程度分級并決定征集的先后順序——據悉，類似的調查工作在國內目前還未能有效實施。記者了解到，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2005年用于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的工作經費僅為100萬元，2006年升至200萬元，而這些經費包括了前期調查、組織專家鑒定、境外談判等多項開支，卻要完成5000萬元的征集任務，難免力不從心。記者以為，若前期調查工作不能深入開展，文物回流工程也將很難實現有序性。調查環節的薄弱同時也將一個更嚴酷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如果不能堵住文物流失的源頭，一面回流，一面外流，必然得不償失。
文物回流工程，離不開中央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更需要文物、海關、司法等部門之間的協作配合，方能將成本降至最低。列舉兩個成功的案例：2000年3月，紐約佳士得春季拍賣中一件重要拍品五代彩繪武士大理石浮雕，被發現是從中國河北曲陽王處直墓出土的文物，經中國香港走私到美國。經中方交涉，佳士得最后撤銷拍賣，將拍品交還中國。2002年3月，紐約蘇富比春季拍賣中出現6件漢代裸體黑陶俑，被證實為西安市東郊漢文帝霸陵的一個陪葬墓被盜文物，這6件漢代陶俑均出自竇皇后的墓葬坑，它們大約是2001年4月到10月間，被盜墓者從西安杜陵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區盜走并偷運到美國的。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交涉下，蘇富比在拍賣前夕及時撤拍，美方最后同意將這批漢代陶俑交還中國。與此同時，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飛躍，海外文物回流過程中也不可忽視來自民間的力量。2003年9 月，港澳著名企業家何鴻淼就捐資購回流失海外140余年之久的圓明園豬首銅像，便發揮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朱子注云：“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不能致其遠。”
獨家解密：海外重點珍貴文物回流內幕2002年，一幅米芾《研山銘》以2999萬人民幣免收傭金被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拍得，打破了該年中國書畫拍賣，甚至自有中國書畫拍賣以來的最高紀錄。這一由政府所創的天價，對日后的中國書畫收藏市場亦產生了不小的推動作用。而每年掌管5000萬元國家文物回流專項資金的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踏上任重而道遠的征集之路。
經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授權，本刊將獨家公布其中幾件海外珍貴文物回流內幕：從鑒定真偽，到價值評估，再到征集意向，為您詳細解讀回流全過程。至于這些文物的購買價格，因涉及雙方商業機密，故不予以公布。
流向美國的龍門、云崗石窟文物2004年11月上旬，北京九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采公司”）提供了一批流失海外文 物的征集線索，經認真比對資料，其中美籍華人陳哲敬先生藏品木雕觀音一件（現于北京飯店展覽）、砂巖質佛半身像一件以及兩件美國私人收藏石灰巖質佛雕可能具有重要文物價值。經與國家文物局、財政部相關部門溝通，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將上述四件文物列入2004年度征集計劃。
12月初，九采公司將三件石質雕像分別從香港、美國運至北京（履行了海關報關手續），為專家鑒定創造了條件。12月8日，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邀請宿白等國內四位著名佛教造像專家在中心對三件石質雕像進行了實物鑒定；12月11日，第二次組織相關專家在北京飯店對三件石質雕像進行了實物鑒定；12月10日，邀請金維諾等四位著名雕塑及造像專家在北京飯店對木雕觀音進行了實物鑒定。根據專家意見與目前掌握資料，形成如下認識：
一、關于文物真偽與年代
經專家鑒定，石灰巖質佛頭像、石灰巖質天王頭像均為龍門石窟唐代頭像，其中天王頭像可能與龍門火頂洞有關。砂巖質佛半身像為云崗石窟第三期（北魏時期）造像。木雕觀音為宋代晚期作品，裝鑾與瀝粉可能后有修補，1988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考古系年代測定實驗室為其出具了碳14鑒定報告。
二、龍門石窟文物價值
龍門石窟石灰巖佛頭像高43厘米，寬27厘米，保存完整，形體碩大，應為大型立佛或坐佛之頭部，造形為典型盛唐樣式。盛唐為龍門石窟鼎盛期，雕塑藝術價值極高，所以龍門石窟盛唐時期佛頭盜損嚴重，目前龍門石窟盛唐時期大型立佛、坐佛40余尊，大多有身無首，此件如能收回，現場查對原處位置后予以復位，意義重大。
龍門石窟石灰巖天王頭像高33.5厘米，寬15厘米，保存完整，神氣十足，為典型盛唐樣式。專家經比對資料認為，此件極有可能是火頂洞兩件流失天王頭像中的一件（另一件現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如能征集，與前次征集之火頂洞菩薩頭像一并復位，意義重大。
云崗石窟砂巖佛半身像高36.8厘米，寬24.7厘米，頭、頸、胸、臂保存基本完整，具有云崗三期（北魏）“秀骨清像”的典型特點，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可能原在云崗西區。云崗石窟流失雕像雖多，但因其砂巖材質極易風化，留存至今的非常少見，且云崗三期作品目前存世完整者少，此件文物如能回歸，十分有意義。
宋代木雕觀音高200厘米，保存完整，體量碩大，神態端莊安詳，具有吸引人的美感，文物、藝術價值較高。北朝、唐、宋并稱中國雕塑藝術的三大高峰，歐美日博物館均以收藏有宋代大型木雕為豪，粗略統計，北美七家大型博物館收藏宋代木雕數量在20件以上，而目前國內各大博物館尚無宋代木雕精品。根據已掌握資料經比較，此件木雕在高度上僅次于美國納爾遜藝術館藏宋代觀音菩薩坐像，在國內博物館則為目前所知最大的一件，較為罕見。
三、征集意向與價位
經了解，宋代木雕觀音、云崗砂巖佛半身像均為陳哲敬先生早年收藏，流失當在建國以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多次在海內外展覽、出版，具有一定知名度。兩件龍門佛雕系目前藏家父輩在美購藏，可能流失于上世紀30年代。根據專家意見并與國家文物局、財政部相關部門溝通，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擬征集上述四件珍貴文物。
深藏日本近一個世紀的“子龍鼎”2005年下半年，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在開展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工作過程中接觸到一重要線索：曾深藏日本近一個世紀的商代青銅器罕有的珍品“子龍”銘青銅大圓鼎在中國香港出現；鑒于此鼎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物、藝術價值，中心的征集工作人員通過相關渠道迅速與香港的文物持有人進行了低調的直接溝通，并依照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工作程序，對“子龍鼎”進行了嚴格的鑒定，現將有關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關于“子龍鼎”的背景與流傳情況
“子龍鼎”據傳上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出土后即流入日本，多年來深藏不露。
2004年6月，上海博物館馬承源、陳佩芬先生在日本企業家千石唯司氏家首見“子龍鼎”，千石稱此鼎轉入其手已有近二十年，一直不曾示人。數天以后，千石將其收藏的青銅鏡和其他青銅器在大阪舉辦過一個規模很大的私人收藏品展覽，“子龍鼎”首列其中，展覽出版《中國王朝之粹》展覽圖錄（日本北星社印刷），“子龍鼎”為第一器。
“子龍鼎”露面預出讓的消息在國內文物界、收藏界有隱約傳聞，許多專家通過各種渠道知道“子龍鼎”的存在，但均無法見到實物。國內私人收藏機構聞風也預伺機炒作。中心工作人員在赴日開展工作期間曾努力尋找此鼎下落，也無法見到實物，一段時間以后才得知“子龍鼎”已運出日 本，目前現存放在中國香港。
二、關于“子龍鼎”的鑒定情況
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根據《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使用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專項經費預算申請程序，約請國內權威青銅文物鑒定專家李學勤等，組成專家鑒定組，于2005年7月和8月期間先后兩次赴中國香港，對“子龍”銘青銅大圓鼎進行了嚴格的鑒定，綜合專家主要鑒定意見如下：
1、關于文物真偽
“子龍鼎”為商末周初的青銅重器，鼎系一次澆鑄而成，鼎腹外底有三角形鑄縫，足內側亦可見合范之范痕；雙耳內側有沿至上腹部的凸起，是用渾鑄法將器身（足、腹部）一次澆鑄成形，目前保存狀態良好，沒有發現修補痕跡。
銘文鑄銘，其字口圓渾、流暢，字口內有銹，與其周圍腹部銹色接合自然，銘文文字形體“龍”字上部之角的形狀與口沿下紋飾帶中三獨立饕餮紋首部之角的形狀、特征相近同，且角部均與頭頂隔開，風格亦相同，是原鑄銘文。
從形制、紋飾和銘文來看，“子龍鼎”的各個部分在時代特征上均是相協調的，沒有不妥之處，是真器無疑。
2、關于文物時代
“子龍鼎”年代應該在商晚期，近于商末，其下限也可能已入西周初年。
3、關于文物價值
“子龍鼎”是現已發現商代青銅圓鼎形體最大的一件，鼎通高1.03米，耳高22厘米，寬37厘米，腹深43厘米，足高36.5厘米，其中獸首部分為20.5厘米。“子龍鼎”高于著名的大克鼎（93.1厘米）和大盂鼎（101.9厘米），僅次于淳化五耳大鼎（122厘米，現藏陜西歷史博物館），但年代比三者都要早，在商末周初器中，“子龍鼎”為目前已知最大的圓鼎，堪稱商周青銅器中的瑰寶，國之重器。目前國內遺存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大鼎，不過十具左右，“子龍鼎”可列入其中重要一具。
“子龍鼎”不但體形巨大，造型雄偉，紋飾亦較精細優美，無論是從鑄造技術（鑄造這樣一個大鼎，工藝過程極為復雜、不易）還是造型藝術來說，均可以認為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經典之作。
大鼎銘文“子龍”，是目前所知“龍”字銘最早的青銅器，已著錄同作“子龍”的有《殷周金文集成》9485壺，另有作“子龔”“龔子”的容器、兵器十來件（其中有傳為河南輝縣出土的，或藏于輝縣相近的新鄉博物館的，其流散時間有的與“子龍鼎”相似）。在商與周的金文中，作器者“子某”可能為私名，但也可能是氏名，“子龍”也有這兩種可能。“子某”之稱，在殷墟甲骨刻辭與商、周初金文中習見，是商人貴族一種習慣稱謂方式。對于商王室來說，稱“子某”者應是王子，對于非忘貴族來說，“子某”是其族長之子。所以子龍應屬商人，如器已進周初，則已屬殷遺民。
三、關于“子龍”銘青銅大圓鼎的征集建議
經過嚴格的鑒定程序，國內幾位知名青銅器研究的學者各自獨立出具了詳盡鑒定意見，意見一致認定“子龍鼎”是“商代青銅器罕有的珍品，當列于國家重點珍貴文物”之列，是“商周青銅器中的瑰寶，國之重器”，并呼吁國家能批準動用文物征集?？?，盡快收購回境，以使此重要之國寶從海外回歸。同時，專家們也期待子龍鼎的回歸必將成為海外中國文物回歸的一件盛事。
中心根據專家一致意見，建議國家文物局批準動用珍貴文物征集專向經費盡快將這一國之瑰寶搶救回國，屆時，如能陳列于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展，必將在中國文物回歸史上寫下濃重一筆。
香港黑洪祿先生藏中國古典家具的整體回歸中國古典家具，特別是明清家具是我國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因其用料考究，工藝精湛，造型優美，經久耐用，民族文化個性鮮明，藝術價值高等特點，長期以來受到國際家具研究和收藏者的矚目與青睞，但是在國內家具收藏領域存在以下兩個方面情況：一方面，存世中國古典家具數量越來越少，國際藏家及國內私人藏家爭相購買，價格不斷攀升；另一方面，國內各博物館對收藏中國古典家具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征集收藏中國古典家具的熱情不高，館藏量極少。上述情況，導致具有較高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的家具文物，仍然四處散落流失，而館藏家具量因為數量極少遠遠不能滿足博物館收藏及研究工作需要，不能滿足搶救保護我國古典家具文物的需要。鑒此，征集流散于境內外的中國古典家具文物，搶救保護中國古典家具文物，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去年以來，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相繼掌握了香港嘉木堂、香港黑洪祿先生收藏中國古典家具的情況，并對這兩家所藏家具的資料進行了認真研究分析。繼去年上報了關于征集香港嘉木堂珍貴明式黃花梨家具事宜后，又對香港黑洪祿先生藏中國明清家具的情況進行了詳細了解。黑洪祿先生是國內外知名的中國古典家具經銷商，經營中國古典家具50多年，所藏中國古典家具數量大、種類全、精品多。今年4月26日，中心邀請故宮博物院胡德生先生等人赴香港對黑洪祿先生所藏家具進行了鑒定。經多輪篩選，專家共鑒定家具73件。鑒定專家對這些家具進行了逐件研究鑒定，分別出具了書面鑒定意見。中心在對專家意見進行認真歸納整理的基礎上，對其中工藝獨特、造型別致、傳世稀少、文物價值高且價格合理的家具，建議征集（如清初紫檀有托泥三腿圓香幾、清初黑漆嵌螺鈿嬰戲圖方角大柜、明代黃花梨有托泥四腿香幾等。）另外一部分明清家具，由于缺損嚴重、工藝普通、文物價值相對較低，或專家評價差異較大等原因，建議不予征集。有的雖然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但商家要價遠遠高于國際國內時常價格，建議暫不征集。
